阅读与旅行：国家发展与中国农村

（本文写作于2020年6月）

最近的日子很忙，忙到没有时间看书和写字。埋头拉车的时间久了，总是担心自己没能抬头看路。同时，抬头看路是那么的可怕，如同在黑夜中求索前进。更为可怕的是，理想和现实的隔阂有时候似乎无法弥合。有时候我或许该羡慕那些能够相信一些假设和信仰的人们，因为当所有假设和信仰都可以被质询的时候，寻找立身之道就变得尤为困难。

今天写点东西，主要是两个主题，一是总结回忆一下前阵子看的书，二是谈谈最近的所见所闻。

最近在看三本书。已经看完的一本是MIT经济学家Daron Acemoglu写作的《国家为什么会失败：权利、富裕和贫困的根源》。全书的逻辑其实非常简单，但是因为作者选择了运用许多描述性的历史事实作为实证，整本书显得尤为冗长。Acemoglu的逻辑是包容的经济和包容的政治体制是相辅相成的，只有包容的经济和政治体制才可能带来破坏式创新，而破坏式创新则是可持续的、长期的经济增长的原动力。尽管威权政府能够通过中央集权和释放一定的市场空间，带来快速的经济增长，Acemoglu认为这些增长是短期的。最终，拥有权力和资本的政治得利者是不会容许破坏式创新和更广泛的民主来颠覆他们的经济和政治权力基础的。在书中，Acemoglu详细阐述了英国、法国和欧洲大陆的革命历史，以及北美、南美、非洲和印度尽管共同作为前殖民地所形成的差异化发展现状。

同样的，关于中国，Acemoglu不相信在现有的不包容的体制下，经济增长可以持续。作为一个关心这片土地的人，听到这样的预测，难免感到不适。如果在对人性抱有不是太高期待的假设下，我认可Acemoglu的结论，即很难相信政治得利者在拥有权力时且在不受强大约束的情况下，会以廉洁自居，并容许他人在经济和政治权力上颠覆自己。在这种体制下，颠覆性创新将受到打压。同时，百姓所得到的激励是扭曲的，那些精明的人会想着如何投机取巧，篡取普通老百姓的利益或者成为权势阶级的寄生虫。那些踏实的人则无法获得与他们贡献对等的报偿。当对创新的打压和对激励的扭曲非常严重时，经济增长自然会放缓、停滞或者是下行。在当下中国，若要举些例子佐证这段描述，当是非常轻松。

可是，有两个可能的因素会使得威权主义下的经济增长相比自由主义更快速。一是自由主义的私有化经济所面临的各种市场失灵问题。假设威权主义存在上述段落说明的问题，这不代表包容的自由主义不存在降低经济效率的因素。事实上，这样的因素比比皆是。举例来说，私有化的教育和医疗体系常常被诟病为导致了人力资本的损失。由于没有足够的公共教育和医疗投资，低收入群体无法充分发展自己的潜力。而不少事实证明，面向低收入群体的教育和医疗的投资回报率是高的。所以这其实是一项比较大的经济损失。从理论上说，如果一项投资的收益是满足预期的，应该会有人愿意进行这项投资。但是，现有的金融和政治体系似乎没能使得富人将财富投资于穷人的教育和医疗，从而理论上能够使得富人自身获得足够的收益，同时造福穷人。这可能有多方面的原因，例如不论政治和资本都往往关注短期，而教育和医疗的回报是需要长期投资才能实现的。再者，自由主义强调契约和履约，对于这类长期投资，恐怕难以建立可靠的由私人主导的契约体系，或者建立这个契约体系的交易成本过高。这类投资往往需要由具有长远眼光的政府主体以适当权力集中的方式来实现。一个威权主义的政体可能能够更加快速地实现这点，如果该政体有如此意愿的话。第二个因素是威权主义可以期待执政为民的主政者和自上而下的对整个政治体系的教化，这个可能性我个人认为在新加坡这样的小城也许容易实现，在中国这样的大国恐怕如天方夜谭。去中国的地方看看大概就能了解到这个问题了。

最终，若想要比较出自由主义和威权主义在经济上的表现，就必须要面对两种制度的相对优劣势，对比这些优劣势的加总效应。Acemoglu认为自由主义在不排斥颠覆式创新和市场要素自由流动方面的优势是推动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主导因素，而现实可能不然。

最近读的另外三本书是Jared Diamond的《崩溃：社会如何选择成败兴亡》和何伟（Peter Hessler）的《江城》和《寻路中国》。之后再写。

2020年7月20日 写

近日，因为刘东同学的关系，我前往了云南临沧一趟，拜访那里的大文中学。我原本对当地经济发展和城市建设的期待是比较低的，不过到达临沧市区时，整体的建设情况超出了我的意料。就城市面貌来看，临沧市区和中国其他的三四线城市在我眼中没有太大差别。因为我没有细节地查阅临沧的经济和人口数据，可能在规模上与偏沿海和中部的城市是有些差距的 。对于这次行程，我想谈一谈城市与乡村、发达地区与落后地区的关系。

临沧市区只是临沧市的很小一部分。临沧的大部分面积是山区，居民散布山区中的各个小村庄里。由于新农村建设和政府的投资，许多山村已经通上了水泥路，电力供应的覆盖则更为完善。在政府的补贴支持下，居民们不少已经建设有了自家的现代小洋楼。从表面上看，乡村的居住和生活条件不算太差。这个和我之前所预期的稍有不同，不得不感概中国的发展已经显著渗透到了边疆和农村。令我深刻的，便不再是预期的经济落后水平，而是当地人的受教育程度和代际发展。

得益于洪镇、宾宾和刘东的帮忙（他们都是美丽中国在大文中学的支教老师），我有幸能够前往明子村家访几位同学。前往明子村的路上和在山间眺望各个村落时，我体会到了这些村落处于深山所导致的与世隔绝。如果不是新近建成的水泥道路，从市区到各个村落，以及在各个村落之间交通往来，恐怕是尤为困难。因此，可以想象在交通未发展之前，当地可能更多地依赖自给自足的生产方式。我到了各位同学家里，整体感觉大家的居住和生活条件尚可。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学生们父母的文化水平和学生们目前的成绩表现，还有是学生父母的经济来源。

我初到大文中学时，被同学们的成绩惊讶到了。许多班级各个科目的平均分处于30-50分的水平。这在我的印象中似乎是仅仅靠猜就能够取得的成绩。这其实是直接展现了我的无知。在家访的过程中，基本的情况是学生们的家长大多小学学历或者更低，且无法流利地以普通话交流。尽管如此，这样的情况恐怕在中国不算太差或者说太少见，因为那个时代的人往往没有什么机会接受良好的教育。但是，令我惊讶地是新一代的这些同学们同样大比例的面临着小学、初中毕业后就辍学的可能性。这不能被简单归咎于他们的成绩差，而是存在着不少系统性的问题。

在和大文中学杨校长、范校长以及其他老师的交流过程中，我了解到他们主要认为问题出在小学和学前教育上。由于教师队伍的人员短缺和专业素质缺乏，这些孩子无法接受到良好的小学和学前教育。尽管中学教育已经取得了不少改善，但是由于这些孩子基础薄弱，很难能够在中学补足前期的不足。与此同时，美丽中国的老师们谈到，当地采取的应对策略，即超长时间的中学/小学教学，可能适得其反，加重了学生们厌学情绪的产生和成绩差的现象。对这些同学们来说，超长时间的教学带来的可见回报太低，由此可能更加厌恶由学校强迫的学习工作，产生放弃学习、辍学的现象。同时，我不得不承认，同学们选择在山区乡村里度过一生，不失为一个对他们来说，值得考虑的选项。去往城市的问题对他们来说不比乡村少。

我不止一次的向刘东问道，为什么这些村民们不去城市工作生活，而选择留在了山区的乡村。这方面我大概受到了我儿时经历的影响，我的家庭和父母亲的许多亲戚朋友都是在90年代离开农村前往沿海城市工作。对我来说，这显得完全可行和理所当然，因为他们往往也是只有小学文凭。我心中不断地在询问自己这个问题，也在不断地观察、试图寻找答案。我没有一个准确的答案，只能猜测。一是可能当地人对居住在历史以来所长大的地方有强烈偏好，这可能与中原地区的人有所不同；二是当地人可能暴露于外界的影响比较少，毕竟当地是深处偏远的地方。不过我认为由于互联网的发展和移动设备的普及，这个因素的作用可能会越来越小；三是可能早期当地的交通基础设施和通讯基础设施较差，前往外地比较困难。

尽管我预设了当地人应该外出的前提，即认为外面的生活更好，我不认为像明子这样的乡村就应该空无一人，全部都流动到城市。从经济学的角度看，城市和乡村、发达地区和落后地区的人口流动是一个均衡问题。两个地区之间存在一个平衡，在这个平衡下，选择在城市或者乡村生活工作所带来的收益是均等的。就目前中国的城乡差距看，我丝毫不认为已经达到了这个均衡的状态。那么为什么从农村到城市的人口流动没有更快地实现呢？这是因为所谓的自由流动是一个理想的状态，现实中的人口流动往往受到了各种制度和调整成本的约束。最著名的恐怕是中国的户口制度和与之相伴的巨大的福利差异。同时，例如像交通成本、寻找工作的成本等都会是制约人口流动的因素。

那么从政府的角度看，有下列几个思路可以支持相应的工作。

一是从人民享有平等社会福利的角度出发，应该逐步去除对人口流动的制度限制和缩小城乡福利体系的差异。二是从补偿从前的不公正待遇和修正市场失灵因素的角度看，政府应该对农村地区进行补偿性的投资（关于农村地区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因多种方式被剥削的事实请参阅宋怡明的书籍和搜索引擎），并且对像临沧山区所提供的生态服务价值进行补偿（因为以私人利益为中心的市场未能支付这部分公共服务价值）。三是从最大化社会福利的角度看，这些欠发达地区居民收入水平和生活水平的提高所能带来的效用远远大于我的收入水平提高的效用，例如我的收入增加1000元和当地人的收入增加1000元所带来的效用可大大不同。因此政府应该关注提高农村地区的收入。四是临沧是边境地区，边境地区的繁荣稳定对整个国家有很大的正外部效应，因此中央政府（代表整个国家的利益）需要对这些地区进行投资。这其中前三点依赖于政府是否对人民负责，是否是包容的、代表全体人民的利益，最后一点则没有这些要求。

所以，解决问题的途径还是在投资乡村、投资欠发达地区，不论是交通、医疗、教育或是其他基础设施。私人的力量同样重要，特别是在创造就业方面。政府投资起到的是引导和支持私人投资和发展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