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下半年我回到国内，相比在海外更近距离地目睹许多中国政策上的变化。为了能够不断失海外信息，我订阅了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以及每天早晨通勤路上听经济学人（The Economist）的The Intelligence和Money Talk播客（Podcast）。所以有幸保持对中国内外的观察，尽管因为精力有限，没有达到最满意的程度。但索性也形成些自己的观察和观点，趁过年休息之际，书写记录下来。
这一系列文章会涉及中国和美国的社会福利制度和政府财政角色的变革，创新政策与经济主体的变化，人口的变化，以及气候能源政策。这是我目前想到的内容，可能有些重要事项没有覆盖，但篇幅和精力有限，就此罢了。
这一系列文章我也有两个目标：（1）希望能够介绍一些经济学的框架来帮助他人看待政治经济问题；（2）希望传达一个理念是中美的问题、成功和智慧是相通的，合则两利，斗则俱伤。
每篇文章我以一个问题开场，接以阐释中美近期的政策发展，再而介绍经济学如何看待这些问题，最后以总结。
本文关注：走向共同富裕能够推动经济持续增长吗？
全球主要发达和新兴经济体面临两大长期压力：（1）因缺少生产力持续增长点，导致的经济增长放缓、疲乏；（2）因过去几十年持续扩大的贫富差距，造成的社会不稳定和相关政治经济问题。多大程度上解决第二个问题能够根治（即一定程度上2是1的因）或缓解第一个问题是政治经济领域争论的焦点。
中美两国显然意思到这两个问题的重要性和相关性：中国领导人在跨过“精准脱贫”的政治里程碑后，又迅速地提出“共同富裕”这一新的政治经济目标。“共同富裕”的内涵和具象是多样的，但其中最核心是（1）教育均等化，以及（2）劳动力和资本回报的平衡。对于（1），中国在公立教育体系内持续推动覆盖范围的扩大和质量的均衡，上海近期出台的打破学区框架的新政策便是一例。公立和私立教育的互补性和互斥性是另外一个重要话题，因本文范围有限，便不再这里讨论；感兴趣的读者可以参考文章：谁落后于贫穷与财富的赛跑？。
（2）劳动力和资本回报的平衡是中国政府的重要课题：中国早期发展的不平衡和野蛮生长留下的是财富和资源分布严重不均，由于社会福利制度的缺失，这些不均衡在增长放缓时可能被放大。我没有做过深入的数据研究，但愿尝试以一个情景演绎来表征这个问题，我的判断可能是错误的。该情景关注的是人口流动带来的红利，以及这些红利的分配是如何留存在本地精英手中，而可能没有公正地分配给外来人口。例如，小明来到沿海城市A成为一名工人，小明为当地创造税收，但却无法享受当地医保、教育、社保、养老等社会福利，他的税收或是被官员腐败寻租为己有、或是用于支付当地人的社会福利、或是被用于（有效）投资。
但小明没有抱怨，他和他千千万万的同胞一样，选择努力奋斗、勤俭节约，逐渐积累下了一笔财富，在城市A买了房，扎根下来。房产背后是因为经济发展和人口流动被推高的地价和房价：事实上，在我看来，土地资产和住房资产的价值增值是生产所产生的剩余价值，这些资产某种程度上捕获了一部分的剩余价值。因此，那些持有土地资产和住房资产的人，是生产力提升和人口流动的受益者。土地资产的背后是政府和官员，住房资产的背后是本地人、房地产公司和有能力在早期投资不动产的先富群体。
这个情景演绎的根本是小明劳动所创造的经济价值的分配：小明自己的（可支配）劳动所得、税收、社会福利再分配、不动产增值等。
与此相关的是，高资本回报使得那些能够持有并配置资本的人获得高收益：信贷尤为重要。能够获得银行信贷的群体就有资本能够去捕获更大份额的经济增长红利。容易获得信贷的主体有哪些？—政府、国有企业和地方关系户。
当然，这个情景不代表小明来到沿海城市没有获得更好的经济回报。事实恰恰相反，正是沿海城市有更好的经济回报，和小明一样的千千万万内陆人口才选择来到沿海。但是这里关心的问题是在小明创造的总经济价值中，他是否被分配到了公正合理的一部分。
针对劳动力和资本回报的平衡问题，中国中央政府开始了小心的行动。毕竟，动别人的蛋糕从来不是一件易事。这包括建立更均等、覆盖更广的社会福利制度，征收房地产税，控制信贷，打击腐败，更好的劳动权益保护等。
这是中国版本的“共同富裕”，下面介绍美国版本。
美国在新总统拜登上台后，斡旋两党推动社会福利新政，扩大对低收入群体、失业人士、家庭教育和生育的保障等。拜登政府原计划四万亿美元、分散在十年间的财政支出，最终在两党的谈判下，缩减到约两万亿美元出头。尽管如此，这将是自二战后罗斯福新政以来，美国最具雄心的政府社会开支。在这里值得一提的是我认为拜登将会是美国几十年以来最为杰出的一位总统，具体原因之后有机会再做阐释。
具有雄心的财政支出计划背后，是美国日益严重的社会不平等问题。崇尚自由主义的美国文化，推崇的是小政府，大市场。这导致美国的公立教育、医疗和社会保障体系，往往大幅度的落后于私立体系。这背后反映的是美国百姓不希望受到政府过多干预，希望自己主导选择和命运的社会文化。然而，落后的公立体系渐渐使得低收入群体的人口质量（教育和健康）大幅落后于精英群体的人口质量。随着低技能工作因全球化竞争而逐渐被淘汰，这部分群体渐渐感受到经济压力，特别当考虑到美国百姓已经很大程度上适应了高消费、高水平的生活—别墅、大型私家车、品种多样的家用电器和繁多的消费品。
如果这部分群体相对于精英群体的人力资本得不到提升，无法从事更高收入的工作，在脆弱的社会保障体系下，他们将无法负担自己的消费和医疗支出。这里，提升这部分群体人力资本的关键途径是均等化的教育和持续的职业培训（详见文章：谁落后于贫穷与财富的赛跑？）。
尽管美国人仍自豪地号称自己是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但没有感情的数据揭示了冰冷的现实：美国的平均寿命低于和许多疾病的发病率高于大多数的发达国家，且近年有恶化趋势。这是令人惊讶的，因为如果进行一个全球对比，我们会发现全球平均寿命出现下降的国家少之又少。然而，平均数据的背后隐藏的是差异性的变化：富人群体的寿命持续走高，而中低收入群体在发生恶化。
在财政收入端，拜登政府也有所动作：提高对高收入群体的税收和在国内国际推动解决跨国企业避税现象的全球最低公司税。后者是极具突破性的，但受篇幅限制，这里不做过多阐释。
中美实现“共同富裕”似乎都迫在眉睫。然而，在实现公平公正的目标之外，“共同富裕”能否在全球经济疲软的当下，推动经济持续增长是一个备受关注的话题。毕竟，传统经济学的核心最后无非归结于一点：如何平衡效率和公平。
在理想的经济学框架里，最经典的答案是福利经济学第二定理：在完美的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本的分配对于达到经济效率最优没有影响。白话来说就是，钱在谁手上对于生产力最优（经济增长）没有影响。为什么呢？我们可以用一个简单的事例来阐明：假设小明和小红是一个经济体中的两个主体，他们共同分享100元的资产。现在这个经济体中有两个投资项目，一个年回报率是5%，一个年回报率是10%。这100元的资产无论是如何被小明和小红分别持有，他们最终都会共同选择高年回报率的投资选项。也就是说这100元的资产如何分配，对于社会的总回报没有影响。但是，问题的关键是这100元如何分配，会影响小明和小红分别得到多少钱，即公平性问题。那么在理想状态下，我们可以选择一种最优的分配方式，让大家在公平公正方面都满意，同时对经济效率没有影响。这是多么愉快的事啊！
现实并非如此，有两大问题值得关注：（1）现实社会中很大一部分财富是继承的，我们没有机会对财富进行自由的分配，除非发生大规模的革命；（2）由于信息壁垒和市场与政府的缺陷，不同主体能够获得的投资选项是不同的。以下分别展开。
问题1: 现实社会中很大一部分财富是继承的，我们没有机会对财富进行自由的分配，除非发生大规模的革命。
对于（1），一个经典的例子是中国共产党建国初期开展的“打土豪，分田地”运动，其本质是一次资产的重新分配。在现实社会中开展这样性质的分配，代价是巨大的。它代表的是政府或者其他主体以暴力形式对个人产权的侵犯。当人们不再相信自己能够安全地持有产权，或者是产权的归属变成一场暴力游戏，而不是受法律体制明确，人们将不再能够全力投入生产、创造财富。这是因为财富的创造没有得到法律制度的保护。因此，一场大规模的资产重新分配，不论是从人权还是经济的角度，都是非常恐怖的。
但是，这不意味着我们丧失了所有再分配的工具：从财政收入端可以考虑的措施有资产税（如房地产税）、遗产税、收入所得税等，从财政支出端可以考虑的措施有各种社会福利开支。遗憾地是，大部分的税收手段和福利政策都可能存在对效率的打击。例如，若征收遗产税，那么父母辈可能就不会更努力地工作，因为他们知道自己财富的一部分不能移交给子女。深入研究和试验这些分配工具是中国再分配制度优化的重要课题。
这里引发一个连带问题是我们为什么关注财富分配的均衡性，为什么我们希望拥有一个不平等水平适当的社会？即既不是绝对平等，也不是高度的不平等。因篇幅有限，这里我暂且不从道德哲学和社会目标的角度来阐释这个问题，但他们至关重要。从纯经济理论角度来看，追求适当的不平等水平也是有道理的。从正面角度说，适度的不平等能够激发大家上升的动力，即努力能够带来结果的不同。这是为什么“大锅饭”是失败的，因为努力和回报并不正相关。从反面的角度说，高度的不平等则可能导致阶层固化和社会不稳定，从而使人们对阶层流动丧失希望，同时以政治和民主运动的手段反抗精英特权和统治。这些显然对经济有负面影响，尽管我们对其中的机理尚研究不深。
问题2: 由于信息壁垒和市场与政府的缺陷，不同主体能够获得的投资选项是不同的。
对于（2），我们回顾小明和小红的例子。我们假设了小明和小红都能够自由地购买5%和10%的投资选项，但现实并非如此：不同人能够接触到的投资选项不相同。这背后的原因是多样的，既有1.市场信息不畅通的原因，也有2.因为政府行为刻意造成的壁垒，例如对购房资格的限制、本地保护主义、劳动力市场的保护限制等，也有3.市场本身的限制，例如有些投资选项因为交易成本高，只有当资产到达一定规模，才能够购买。
通过改革和创新，解决问题2能够实现效率和公平的双赢。对于上述2.1和2.3，可以通过科技、商业和社会创新加以缓解，例如中介平台的出现（出行服务、金融服务等）、由科技助力的更加平民化的金融服务、助农贷款等。对于2.2，则需要制度改革创新从源头解决问题。当然，我们也不应期望制度能够在一朝变化，毕竟有这么多的阻力和压力需要考虑，但直面问题的目标和决心是至关重要的。
在财务投资的公平性和普惠性之外，还需要特别关注的是对人力资本的投资，即教育和技能培训。研究表明，不论是在美国或是中国，在研究生教育前的投资回报都是巨大的，显然能够通过投资收益分析。但是，事实是在两国，教育投资都没能达到理想水平：孩子们因各种原因提早辍学。这背后的原因是多样的，既有对部分群体而言教育资源供应的匮乏，以金融手段投资教育和抵御突发财务风险（因此，孩子被要求辍学，参加劳动）的渠道缺失，也有家长没有得到充分信息，意识到教育的长期高回报。
总结一下，经济学对共同富裕的诠释，在于效率与公平的平衡。平衡的关键有二：一是以尽可能对效率影响小的再分配手段调整分配结果；二是通过改革和创新，使得人民能够更加平等、公正地参与到市场要素的配置过程当中，这里所指的市场要素包括资本、土地、劳动力和人力资本。
回到标题，走向共同富裕能够推动经济持续增长吗？答案是肯定的，但是否会是几家欢喜几家愁，仍不得而知。这便是改革和创新的艰难与智慧。
希望这样一个框架能够帮助大家更好地理解、批判和对比中美“共同富裕”的理想与实践。
Jiaxin Zhao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