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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约有7亿人生活在极端贫困之下。极端贫困（曾经）的定义是每日可支配收入在1美元以下，大约是7元人民币。更具象一些，这7元人民币需要覆盖食物、医疗、教育等各种消费和投资开支。听到这些数字，你是否有意愿捐出一笔钱用于改善这些极端贫穷人口的生活，帮助他们摆脱贫困？调查的结果是大概率不会。这些数字太冰冷，事件太遥远，问题大得让我们感到无能为力。与之相对的是，我们往往更愿意捐助给具象化的、与我们更亲近的个体，所以公益广告往往打造的是个体形象，例如某一个山区孩子因得到捐助而改变一生。不论表达方式如何，有捐助总是好的。
事实是捐助的人是少数，我们不那么在意远方人的贫困，或是我们有其他的理由不提供帮助。不过抛开道德和人理性和心理的局限，一个切实问题是富裕国家和地区是否应该向贫困国家和地区提供援助，帮助他们发展？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Abhijit V. Banerjee和Esther Duflo的著作Poor Economics: The Surprising Truth about Life on Less Than $1 a Day（贫穷经济学）就这个问题进行了探讨，且给出了些解决思路。两位作者是一对夫妻，于2019年共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用于表彰他们用实验方法为解决全球贫困作出的贡献。在两位作者看来，站在发达国家的角度，有两种已有的解决发展中国家贫困问题的办法，一是以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家Jeffrey Sachs为首的助推方法，即通过提供大量的援助，帮助贫困百姓走出贫困陷阱。这些人认为穷人之所以穷，是因为他们陷入了贫困的恶性循环，即穷者更穷。当我们贫穷的时候，我们没有钱做预防性医疗、投资教育、购买生产力工具（对于农业，例如农药、化肥等），这使得我们更容易被生活中的危机所影响，且生产能力和资本积累不断下滑，从而穷者更穷。所以，Jeffrey Sachs提议发达国家通过提供捐赠，把穷人们拉出贫困的恶性循环，走上良性循环，即更多的医疗、教育和生产力投资。
第二种方法是以前世界银行经济学家William Easterly为首的放任自如方法，这些经济学家强烈反对第一种方法，他们认为提供援助只会消减发展中国家发展的内生动力，解决不了根本问题。William Easterly认为发展中国家的百姓之所以不使用公共医疗是由于政府腐败和制度缺陷，导致公共医疗系统不受信任。老百姓之所以不重视教育，是因为无法在劳动力市场得到对其教育投资的回报。创新和投资之所以不发达，是因为政府对私人产权和法治体制没有保障。在William Easterly看来，向这些国家的政府提供援助是无济于事的，最终大部分的资金都被政府官员据为己有或者浪费掉了。向这些国家的百姓直接提供援助也只有短期效应。因此，他认为应任由发展中国家演变，自我觉醒，而不是用短期的救济去消蚀他们的内生动力。
作者们对这两种观点均不完全赞同。针对Jeffrey Sachs的观点，作者们认为解决贫困没有那么简单，不是靠一次性、大量的援助就可以一劳永逸地帮助发展中国家摆脱贫困，援助项目实施的细节很重要、耐心很重要、不断学习和迭代的过程也很重要。作者认为我们不应该违背科学地去“销售”贫穷的解决方案，事实正如William Easterly所说，许多援助项目最后都没能达到预期效果。
针对William Easterly的观点，包括与之有类似性的Daron Acemoglu和James Robinson所著的Why Nations Fail: The Origins of Power, Prosperity, and Poverty，作者们认为这些人的观点是“慵懒”的。诚然，建立负责任的、民主的政府、法制体系、私人产权和高效的市场机制是国家发展的要素，但是先成功者（即发达国家）是否就应该坐以待毙，等待某一天发展中国家的精英阶层顿悟，自上而下的改变自己的国家？又或是期待革命的爆发？事实是，不论是自上而下的、大刀阔斧的改革或是革命的爆发是少见的，而且两种方法被证明都不是灵丹妙药。
Banerjee和Duflo提供第三种思路：以循证为基础的，渐进式的改变（evidence-based, incremental change）。一定程度上，这是一条介于Jeffrey Sachs和William Easterly二者之间的一条中间道路：发达国家和社会的援助固然重要，但是我们需要去仔细研究如何设计援助项目是有效的，如何是无效的，而不是天真地以为援助就能够达成效果。体制的变革优化固然能够带来大的影响—即Easterly的观点—，但是体制的变革是内生的，体制的改变需要内生的经济和社会基础，经济和社会基础会对体制变革产生需求。通过援助项目，也许能够创造有利于体制变革的经济、社会和文化基础。
中国的政治家似乎对此颇有认识。80年代的改革派们所提倡的市场经济改革在中央政治圈里尚且站不住脚，有人认为这是在开倒车，风险大且行不通。经济和社会的基础尚不能支持政治上的转向。中央的办法是让部分地区“先行一步”，干出成绩来。“先行一步”的实践是一个创造经济和社会基础的过程，人民看到了经济的进步、生活质量的改善，经历了思想的变化，这些证据促进形成了无法阻挡的政治共识，即改革开放是必须的。改革开放前中国的人力资本的积累和治理能力的建设同样重要，如果没有一个稳定的政权、有动员能力的政府和良好的人力资本基础，恐怕中国改革开发的步伐会更加艰难。
以第三种思路为指导（即以循证为基础的，渐进式的改变），Banerjee和Duflo倡导通过科学实证的方法，去检验出那些真正有利于带来正向改变的干预措施，并推广应用开来。这里所谓的科学实证的方法即为借鉴于医学和生物学的实验的方法，即随机构建一个对照组，一个实验组，通过对比两组的结果差异，来判断干预是否有效。但是社会实验远不如实验室中的条件可控，所以经济学中的实验方法存在非常多的复杂性。
举例来说，我们希望通过给百姓提供免费的疫苗提高接种率。为检测该方法是否有效，我们选取两群各方面类似的村庄，其中在一个群体中提供按市场价收费的疫苗（对照组），在另一个群体提供免费的疫苗（实验组），然后对比两个群体的接种率。若实验组的接种率显著高于对照组，则说明该干预是有效的。至于该措施是否具有经济性，则需要进一步的成本收益分析。
以此为思路，Banerjee和Duflo分别就饥饿、健康、教育、生育、信贷、储蓄和企业家精神问题进行了探讨，核心的思路是去理解穷人的决策逻辑，然后说明有哪些被验证的干预方法能够帮助到他们。
在这些情景中，书中坚定驳斥了两种观点：1. 穷人懒而蠢，没有控制力，无法做出正确的选择；2. 我们不应该去影响穷人的选择，这是一种家长主义（paternalism，意即认为个人没有正确的判断能力，剥夺了他们自由选择的权利）。
对于这两种观点，作者们通过翔实的田野研究，向大众揭示了穷人决策的逻辑。这些逻辑又往往说明了“富人”的无知—这里的富人代指绝大部分中产阶级—，我们对低收入群体生活中面临的挑战一无所知。这些挑战可以被大致归类成三个方面：信息障碍、市场失灵和局限理性，以下我分别以书中的例子来阐述。
信息障碍
明智的决策建立在信息充分的基础上，这是经济学对市场发挥效率和个人理性的一个重要假设。然而，穷人在获取信息方面往往有更大的挑战，生活在贫困地区的人们不像在发达地区的人们，每日有政府、服务机构和数字科技企业为我们提供各种可靠信息、甚至帮助我们决策，例如预防医疗的作用、食物的营养和教育的价值。
往往穷人们和大多数人一样，有错误的思想和信仰，但是与发达地区的人们不同的是，他们没有有效的政府和市场来帮助他们改变这些错误的思想和信仰。例如，作者们发现很多低收入家庭认为只有读书到大学才能够为他们的孩子带来高的经济回报，大学前的教育没有多少价值。因此，当他们发现孩子没有读到大学的潜质时，他们就会让孩子早早辍学。然而，经济学研究揭露的事实是每一年额外的小学和中学教育都能带来相当高的经济回报。纠正这个错误的认识，是需要努力的。生活在富裕地区的我们不用担心这个问题，因为政府早已帮我们解决：在中国，不让孩子接受9年义务教育是违法行为。
一些实验手段证明通过向低收入家庭中的家长们说明教育的连续回报，同时给予他们一些经济激励，能够有效提高他们孩子的入学率。
市场失灵
市场为穷人提供的服务是极少的，这里面体现了市场的局限性。一个典型的案例是信贷。金融机构为了规避风险，往往要求贷款方通过质押的方式获得信贷，从而避免贷款者违背信用，不偿还贷款。这对富裕阶层来说，可能不是大的问题，但是对于低收入群体，则基本意味着他们被银行等金融机构排除在外。另外一个例子是储蓄，贫穷国家很多低收入群体都没有自己的银行账户，原因是银行账户过高的管理和转账费用、以及网点的缺少导致交通成本的增加，对于低收入群体来说这些费用和时间是宝贵的。无法获得信贷和便捷的储蓄意味着他们更难能够通过金融手段来管理自己的消费和投资，例如在农牧季节贷款购买生产工具或者从事些小本生意。能否有交易成本更低的办法管理信用风险以及降低储蓄的成本，从而使得银行敢于向低收入群体提供金融工具，是值得努力的方向—事实是，支付宝蚂蚁信用分是在这方面的一种创新。
现在有些机构在探索创新性的向低收入群体提供贷款的办法。有一个项目尝试把钱借给群体而不是个人，通过群体之间的相互监督和声誉风险，来控制借款人的违约风险。这被证明显著的降低了贷款坏账率。在储蓄方面，数字技术和通讯设备的普及正在催生一些网上或者是手机银行，这些机构不开设网点，能够大幅降低运行成本，其中一些机构正在尝试为低收入群体开设可负担的、便捷的银行账户。
局限理性
经济学往往假设人的理性是无限的，仿佛人脑是一台超级计算机，能够对我们的每一个选择和行为，基于已有的信息，进行精确的分析，做出正确的判断。然而，以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Richard Thaler和Daniel Kahneman为首的行为经济学家指出，人的理性是局限的，同时人自我控制的意志力是脆弱的：问一下，上一次你成功坚持完成你的新年目标是什么时候？你的运动目标和减肥目标呢？
所有人都面临同样的局限理性和自我控制能力的问题，但是低收入群体因其所造成的影响尤为严重。这是因为对于生活在富裕地区的群体，政府和其他机构早已设计了各种手段来避免我们做出错误的选择。如今，健康/医疗保险机构在尝试通过更低的保险金的方式激励保客践行更加健康的生活方式。“五险一金”也是一例：行为经济学家发现人们总是对当下的享受存在偏好（present bias），我们通常会过少的为未来做打算，从而储蓄过少。因此，政府便以养老保险、失业保险等形式来“强制”我们储蓄。作者们也发现当这些正规的储蓄和风险规避方式不存在时，穷人们有着自己的“创新”的方法，例如依赖关系网络和社区基金等等。
在储蓄方面，为了避免低收入群体将自己的收入过多的用于消费，有一个项目尝试在农业收获季节向农民提供农药和化肥的提前购买服务，在播种的季节把农药和化肥发放给农民。这个项目被证实有效提供了农民的化肥使用率，增加了单位农田产量。
现在，我们可以回顾作者驳斥的两种观点。
1. 穷人懒而蠢，没有控制力，无法做出正确的选择
这是错误的，因为我们首先低估了穷人生活当中面对的挑战，再而低估了富裕地区的我们得到的来自政府和市场的帮助，最后高估了我们自己的“聪明才智”。事实是我们有着同样的理性和自我控制能力局限，只不过我们有有效的政府和市场来避免我们做出愚蠢的决定。
2. 我们不应该去影响穷人的选择，这是一种家长主义（paternalism，意即认为个人没有正确的判断能力，剥夺了他们自由选择的权利）。
生活在富裕社会的我们生活中有成千上万的决定都不知不觉地由政府和市场代我们决定了，9年义务教育、强制疫苗接种和体检、五险一金、市场监督管理等等，然而我们并不认为这是一种家长主义或者对个人自由的过度干预。设置这些制度和障碍不是为了限制我们的人生自由，而是为了我们能够拥有健康的身体和可持续的经济状况，从而更好地专注在个人发展上。
两位作者书结尾总结的观点是解决发展问题，核心在对抗“意识形态、无知和惰性”（ideology, ignorance, and inertia, 3Is）。如果你阅读了上面的内容，便容易理解这三者的含义。意识形态指我们固持的主义和对社会运行逻辑的理论，例如自由主义，而不是用事实去证明具体什么做法是正确有效的；无知指我们所持有的错误想法，例如关于医疗和教育的一些观点；惰性指我们懒于探索和做出改变。想想，多少时候我们自己的双眼被“意识形态、无知和惰性”所蒙蔽？
最后，我想回到文章开头所谈到的个人身上。你是否愿意捐助出你收入的一部分，支持那些被尝试了、证实有效的减贫方案？或者是支持更多的实践者和研究者去探索出被事实证明的干预手段？我个人从2018年生日那天起，每个月定捐200元给联合国儿童基金会、50元给中国本土环保机构自然之友、88元给美丽中国支教计划（后来），合计是333元每月，至今大概三年，也就是大约1万元出头。2018年时我没有全职工作，收入以奖学金和偶尔的实习工作为主。这些钱看起来很多，其实我常想这也就是我每个月少出去饭店吃两次饭的开支，把这一小笔钱捐助出去能够给他人带来的幸福，应该远远比我两顿饭的快乐感大吧。更何况，捐助也是一种快乐呢。
当然，这也得感谢支付宝和微信的定捐功能帮助我克服自控力的薄弱—这些捐助就像“五险一金”一样从我的银行卡里扣除，我几乎感受不到他们的存在 :)。
最后的最后，推荐两个机构，一个是尚不熟识的朋友做的一个公益机构：公益盒子（公众号名称 益盒 Charity Box），旨在通过有效性分析，为捐赠人推荐最能改善生命的公益项目，让捐助更有效。期待公益盒子向大家推荐国内优秀的公益项目。第二是道德哲学家Peter Singer创建的机构，每年会推荐全球范围内被证实有影响力的项目，链接：https://www.thelifeyoucansave.org/best-charities/。
Jiaxin Zhao 